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风险。
联合国将2021年-2030年定为“联合国生态修复十年”，以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态修复，助力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立更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中国将于今年10月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与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合会2021年年会组织“生态文明：共建万物和谐美丽世界”主题论坛，邀请专家就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创新和主流化的解决方案等话题进行讨论。
物种灭绝速度加快是全球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有一个结论：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GDP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各行各业直接或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负责人朱春全说。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引发的气候变化等问题，加快了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2020年9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了第五版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指出在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也称爱知目标）的收官之年，全球仅部分实现了20个纲要目标中的6个目标，大多数目标未能实现。
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0年的评估结果也显示，全球有41%的两栖类、26%的哺乳动物和14%的鸟类处于受威胁状态，全球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威胁的形势还在持续恶化。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同样面临挑战。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的34450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占比10.9%。
“过去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物种加速灭绝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首席科学官张小全说。
与会专家表示，国际社会只有携手并进，尊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才能更好地守护人类的美丽家园。
多措并举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转型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挑战，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说。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兰博蒂尼首先提到的是目标的设定。“设置具体的目标，让政府、企业和公众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明确目标。作为COP15的东道国，中国有机会也有能力发挥引领作用。”
国合会“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组中方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原所长张承惠则认为，应更多发挥ESG体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的作用。
据悉，ESG分别是“环境”“社会”“治理”的英文的首写字母。E表示一家企业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污染管理方面的成效。S主要指一家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是否践行社会责任。G考察一家企业在风险管理、合法经营等方面的表现。
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大多数与人类的开发、建设项目有关，但对于投资者或者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往往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较难识别哪些企业行为或者投资行为是违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的。
张承惠说，中国已经有一些金融机构把生物多样性潜在风险评估纳入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但这样的金融机构数量还需增加。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资金的投入。大自然保护协会欧洲开发性金融机构总监梅里诺认为，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并不仅是单纯地追加新资金，更重要的是对现有的资金进行更科学的利用和分配。梅里诺说，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对农业、工业等领域的生产方式进行转型，可以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积极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在11年前定下的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没能形成预期的成果，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我们对下一个10年的目标作出及时调整和优化，以及让资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结果可能会因此改写。”梅里诺说。
中国独创的保护经验值得借鉴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很好的典范，体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主旨发言环节，国合会委员、东京大学理事、全球环境基金原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给予了高度评价。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近年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
为何中国要创新地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表示，尽管现有的保护地体系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面积远小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要求。放眼全球，各国保护区建立的方式不尽相同，整体来说保护地的面积不大，也无法无限扩张。因此，我们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用更科学客观的方法，有效应对当前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总体看来，中国共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为309.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2.2%。